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认同的现实考验与建构策略(4)

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9-07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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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在世界面前以多种形式保持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无穷魅力,这是一个与民族存亡休戚相关的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与当前我国社
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在世界面前以多种形式保持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无穷魅力,这是一个与民族存亡休戚相关的问题。 全球化的发展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态势下,民族文化群体的“怀旧情绪”“文化乡愁”病症的情绪表现得普遍强烈,图尔纳和施陶特认为这一病症主要由四个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历史衰落的观点,某种失去整体的感觉,丧失表现性与自发性的感觉,失去个人自主性的感觉。”〔12〕“文化乡愁”显然与全球化文化同质化态势下历史失却感和文化认同缺乏有着紧密的关系,原有的文化习惯被迫断裂所带来的生疏与不适的负面体验便将“乡愁”作为了一种“无根”状态下的象征性追问。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却对于自己的文化信心不足,“乡愁”意识与对传统文化的追忆情绪便愈加强烈,对于现实情境中所体验的认同危机的痛苦感受,对失去“场景”及“文化根基”断裂的茫然无助愈加呈现出“深刻的现实焦虑”。“怀旧”既具有抚慰功能和批判作用的积极效应,也具有躲避现实和拒绝反省的负面后果。当然,要解除民族文化“乡愁症”只能依靠自己,应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心态,传承与创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克服“对陌生的精神世界及其被认为可憎的新奇事物的恐惧——这些恐惧长期阻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妨碍着中国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进步。”〔13〕增强民族“自我意识”,努力引领文化思潮,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现代性姿态迎接时代的挑战。 霍米·巴巴在论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曾提到,“正是从那些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中民族才在西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概念而显露出来。”〔14〕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出于某种现实生活的考虑往往会在日常生活中认同于定居国的文化传统,遵循于其相关成规,然而祖国的崛起与强大使得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文化认同感也随之萌芽并“显露”出来。随着人们现实实践的变化,他们的身份文化认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甚至会产生一种定居国与母国文化传统的“混杂”状态。霍布斯鲍姆和兰杰指出,国家是建立在根据现实需要而量身打造的“传统”之上的。“而现代传媒(特别是纸质媒体和电视)已成为另一意义上的活动博物馆,通过对不同时空轴线有意识的具象再现,它营造了一个‘集体想象’的空间,并连接了传统记忆、群体历史记忆和现有政权体制记忆,成为构筑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15〕因此我们在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应当不断地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选择、提炼、重塑”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强化文化粘合性,“加工与提升”共同民族历史记忆,吸引社会成员在情感上的忠诚性与心理上的归属性,塑造国民意识,从而“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 三、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提升 “民族认同是民族分子对其共有文化在心理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依恋。”〔16〕面对竞争与挑战,无论是企图以“某种强势的社会理念或者是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可能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进”〔17〕式野心勃勃,还是试图要成为“深居洞穴、尊崇雷电和野兽的小型的、原始的群落”〔18〕式孤立姿态,都将成为毫无现实基础的一厢情愿。尽管当代文化语境中如“诸神争吵”般多元化观念博弈会不断拷问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共识,但也促进了文化自觉的思考,导致价值要素的逐步完善与明晰。杜维明曾提出过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中国”概念,2008年,他进一步扩大了“文化中国”概念,认为应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华人;流散海外的华裔侨胞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这三种力量。这种随着全球化发展态势所做出的调整充分表明了认识与接受新态势,积极寻求与界定共识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的“人为建构”成分。中华文化认同绝不能够固步自封并受到外来文化的胁迫,只有努力寻求并正确把握民族成员的情感与价值共识,强化积极因素,强化各民族成员对于国家的信赖感、尊重感和归属感,塑造良性的民族认同,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这对推进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时代命题,约瑟夫·奈认为,不同于“硬实力”, 软实力理论“基本要义是靠自身的吸引力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强制力发挥作用”〔19〕。“软实力”是通过“软”手段以渗透、说服等方式作用与影响相关行为者,产生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唯利益标识更激发了后发展中国家对于文化发展与文化认同紧迫感与重要性问题的考量,那些“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等口号都印证出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枷锁”之负面效应,而这些“唯我独尊”的价值目标与转瞬即变的对“文化标本”的热捧与追求,不仅会造就自我认同的迷茫,而且会致使“集体”“民族”等宏大叙事的失语,并将逐步销蚀对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亨

文章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网址: http://www.whcxbjyj.cn/qikandaodu/2020/0907/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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