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现时代文化创新路径<sup(5)

复杂组织或非正式群体当中。尼尔·奇克与威廉·伯奇(Neil Cheek & William Burch)提出，休闲是体现和加强初级群体关系的重要的社会空间，无论在价值层面上还是在选择权上都具有优先地位。三是保持自我同一性，通过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反思，从而获得自我感受，实现自我的价值。四是实现自我创造。个体的自反性意识使自我不再成为完全空洞的东西，不再像他们此时此刻的状态，而是个体对自我进行重新塑造。因此，个体在了解自身和自我重组的过程中，亦是依从他者进行自我重构的过程，而且还是依托于更普遍的目标，重塑具有连续性自我认同感的过程。由此可见，自我认同的建构也是自我创造的过程。 吉登斯指出，在高度现代性的现实社会环境中，自我认同与全球化转向是地方性与全球性辨证法的两极，基于此，地方性和国家组织与世界社会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初次在世界性格局中交互联结。可以通过建立全球化语境中对话文化学，重新塑造和建构自我认同。作为应有的回应，学界提出“中国文化应该坚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发展自身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途径。”*张再林、王冬敏：《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西方最早提出对话思想的是布伯，他的“对话主义”主张用主体间“关系论”取代主客间“实在论”，提出用我你取向、交互原则与直接关系取代我他取向、主从原则与间接关系。随后对话思想广泛传播并深入发展，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伽达默尔的“视域交融”、列维那斯的“绝对他者”等理论日益得到认可与发展。文化对话依赖于在自我与他我的共同体中获得平等的相互认同权力，是一种异中求和的文化发展战略，旨在降低由文化冲突或文化霸权所引起的恶劣后果。而且对话文化学的建立，不能单单被看作于文化发展与文化实践中创设广泛的文化对话范式， 还要看到其中涉及到的对权力话语的反思。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构想恰恰可以成为上述对话范式能够成为现实的社会空间。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公共领域看成为历史范畴，“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共舆论’可言”，*[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页。但这一范畴至今仍具有维护个体生活、批判话语权威的特征和启示。具有现实性的文化对话致力于建构在诸种异质文化中平等地沟通的文化新格局，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发展中开辟出一个与“公共领域”意义相通的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 自我认同是弘扬与创新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根基，同时还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辨别分析能力，即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种能力是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延伸与深化。但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国人的短板和弱项。毋庸置疑，批判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在当今时代不可或缺。这种批判思维不是指完全否定，而是代表思考、分析、鉴别和弃取，即辨别与舍弃应当得到反省的糟粕，极力保留与弘扬精华。在当代中国，自我认同的核心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华内容的认同与弘扬；反之，这又能够极大地提升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增强自我认同。 当今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文化传播与交流愈趋频繁和密切，同时面对共同的危机。从吉登斯自我认同理论的根源、结构性特征、内容建构、发展历程等谈起，考察民族国家自我认同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关联，有益于我们致力于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与民族国家间自我认同的对话，讨论搭建世界价值系统。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庭、家族、群体、国家，关注自我存在的关联性和彼此认同，侧重社会、群体中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与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殊途同归。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反思能力与自我批判能力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致力于促进中西自我认同理论的研讨与发展，这对于探索如何建立全球共同价值体系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责任编辑：无　语

文章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网址: http://www.whcxbjyj.cn/qikandaodu/2020/0907/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