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现时代文化创新路径<sup(4)

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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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在这方面,新型媒体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一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为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
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在这方面,新型媒体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一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为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上述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风险构成西方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的风险文化。 中国的现代性更加复杂,随着对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模仿、学习与趋同,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离异不断增强。尽管在历史发展中,这种离异体现历史的进步潮流,但由于现实生活中东西方的发展差距与力量强弱悬殊,国人容易产生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不认同的民族虚无主义,长此以往将会危及中华民族自身的存在。究其原因,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解组,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混沌状况,导致无意义感、焦虑感日益增强。一方面,现代性经由解构个体的思想文化心理、日常社会生活经验与行为模式、专家与权威系统,从而造成个体“自我认同”困境;另一方面,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逐渐趋向一个“复杂联结”的世界一体化时代,“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二是作为整体意识的世界的增强。*[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这将使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呈现出更普遍的全球身份危机,也使我们今后不得不在全球化语境下来构建策略和采取行动。 “处理好文化的延续性问题,是成功的文化创新的应有之义”。*马妮:《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之路——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谈起》,《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3期。在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建构国人的民族自我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自我认同强调寻根意识,弘扬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正在失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遗产看做民族精神和民族魂魄,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才是真正寻求民族生存与民族发展的途径。在复杂的幻化无穷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中,一个国家历来依托自身的文化棱镜,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其文化观念作为自己独具特色的伦理标准与价值目标的选择坐标。爱德华·萨伊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254页。也就是说,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元素方面,已经不再仅仅是以东方奇观来获取西方民众的猎奇心理,而是用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人类共同的情感渗透到西方人的心灵深处,开启相互隔膜的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流。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自我认同危机,需要建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魄力的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全部人类社会生活及其经验都具有传递性,这种传递性需要借助于人类的社会化,主要是通过语言从而得以成为现实。自我认同包括展示完整的连续的自我形象、与他人沟通交流、表达自我内在情感三个方面。“自我认同”不是给定的,它还涉及拥有合理性稳定性的自我认同感的主体。因此,需要一个完整的和连续性的自我表现;与他人交流和公众表达等沟通交流是表现自我,乃至实现自我认同无法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内在情感的表达是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自我认同的塑造包括四个维度,一是发展自我意识。在现实中,自我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得以产生,所以说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换句话说,个体的自我形象即所谓的“我”如何看待自我,个体的公众形象即所谓的“他者”如何看待“我”或“我”在他者心中的形象,这二者是互动的。如果缺乏“善意的自我关注的热情”,而在道德上感到“空虚”,那么个体就不能在自我完整(self-integrity)中发展或维持信任。*R. D. Laing, The Divided Self, Harmondsworth: Pengiun, 1965, p.112.著名心理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运用“镜中我”概念表述行为者不断地从他人那里了解自我,并根据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我形象的情境;米德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自我”是在“主我”与“他人”对“我”的看法的互动中形成的,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的产物;埃里克森(Erikson)提出自我认同是跨越各种各样的交往环境自我与他人界说的集合。因此,于与他者的交往互动过程中生长出自我意识,达到自我反思,可以有助于建立起自我认同。二是创设亲密关系,在其中构建自我是自我发展的重要源泉。库利最早使用“初级群体”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建立亲密关系最重要的场所,对人格的形成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如今,对这个词的运用已经被扩展到朋友圈、俱乐部等具有类似性质的亲密关系的

文章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网址: http://www.whcxbjyj.cn/qikandaodu/2020/0907/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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