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意写作的三个路径文学教育文化产业与文

从2008年至今，中国创意写作已经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历程，学科建设日趋完备，全国性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联盟也已经建立。从早期观念奠基、学位创建到学科多元化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实践模式和发展方向上，呈现了三个典型的模式：即分别以文学教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路径。这三个路径的演进逻辑，实际上与文类层面虚构与非虚构的对立限制了新的文学本质观念的提出，价值层面艺术性和商品性的矛盾影响了原创内容的产业化发展，内容层面文学想象与文化创新之间理路的断裂阻碍了文化原创机制的建构等三个问题密切相关，它们共同根植于中国当前文学教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新的现实语境。整体上观察，这些路径之间虽然在发展方向上各有侧重，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但是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理清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相互关系，是把握与勘察中国创意写作发展图景的重要切入点。

一、面向文学教育的创意写作

在最初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创生提出之时，其发生的重要语境之一就是基于文化产业飞速发展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院校的文学教育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以学术研究为重心，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史和相关的理论研究，辅以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教育，主要培养学术型的人才；第二个是以应用写作为重心，例如此前的文秘写作等属于此列，为社会企业和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化，文化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应用型的写作人才需求空间被压缩，能够从事创意型的写作人才出现了缺口，对既有的文学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创意写作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创生，最早的讨论语境正是基于文学教育的现状展开。对于中国文学教育的当前状况，葛红兵曾明确指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校文学教育，文学学科地位在中国从未独立。中国文学教育从来就没有与语言教育分离，处于未独立状态。”［1］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学教育改革这一背景的观察，对西方的创意写作学科建构与历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葛红兵、许道军进一步指出了走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之路，是未来中国文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可行方向，在《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的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了“中文教育改革与创建创意写作学科”。［2］显然，对于早期中国创意写作创建者来说，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创生，其首要考虑的背景之一就是文学教育改革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创意写作学科的引进和创生落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为文学教育改革的探索，是文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明确了创意写作在现行教育制度内的发展空间。

如果横向加以观察对照，可以看到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创生的这一处境，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创意写作的发端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它既有课程改革的内在驱动，也有外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客观要求。文学教育的课程改革中对作品本身的重视，对文学原创能力的强调，必然会要求对写作技巧、创意能力激发方面的训练提出要求，进而形成体系化的课程。美国学者迈尔斯直接把创意写作的兴起上溯到了1880年温德尔对哈佛大学的英语写作课的教学实验。［3］保罗·道森（Paul Drawson）也指出，“澳大利亚创意写作最初的源起就是文学课程的改变”［4］。从这个角度来说，创意写作的中国创生与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创意写作最初的出现具有类似的历史境遇，当前中文系文学教育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空缺，构成了文学教育改革的入手点，也是创意写作得以创生的契机。

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引进与本土创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文学教育革新的产物，并且随着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演进。同时，随着创意写作学科体系的确立和成熟，反过来影响文学教育改革，即文学教育机制的内部也孕育了越来越多的改革的可能性。创意写作在确立了自身的学科地位之后，其对“创意”与“创造性”的强调，意味着文学作品本身和作者自身的创造力得到了新的重视，这在文学观念上一方面拆解了虚构和非虚构类两大文类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又使得文学教育从强调文法与修辞向文化原创层面转变，既有的文学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学科内部推动了文学教育改革。

如果再从学理的层面观察，创意写作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也并不是偶然呈现的。这主要源于创意写作在转化文学创作资源、弥合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割裂、培养创意型写作人才方面，正是解决文类层面虚构与非虚构的对立、价值层面艺术性与商品性的矛盾、内容层面文学想象与文化创新之间逻辑断裂的有效路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具体的理解。

文章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网址: http://www.whcxbjyj.cn/qikandaodu/2021/0517/1151.html